1971年9月13日凌晨，乘坐三叉戟256号飞机仓皇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落得可耻的下场。有关九一三事件的过程、飞机坠毁原因、身份的鉴定，已有多篇文章和著作论述。而飞机机组人员的情况，则介绍得很少。本文将向大家介绍三叉戟256号上的机组人员及其死后的组织结论情况。
三叉戟256号是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引进的，也是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之一。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一行从北戴河乘车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急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任务。“”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〇”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由于他多次完成宋庆龄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33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256号载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
张延奎，空勤机械师。26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
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36岁，身材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李、张、邰三人，1971年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专机机组成员(注: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256号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戴过，这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方向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便朝蒙古方向飞去。进入蒙古后，飞机在铁路以东飞行。这是因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机上没有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本应该按照过去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注: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一伙清楚地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所以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结果机毁人亡。机组人员和机上其他人一样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三个机械师同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的任务。
1971年10月，中央57号文件宣判了背叛祖国、自取灭亡的罪行，世人为之一惊，接着便在一片大批判声中开始了清查集团的行动。未登机的机组五人作为直接受牵连者，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在这期间，家属凡是在正常工作岗位上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因为与等人在一起，有人就说他们是集团的成员，摔死活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们做结论，这样，在上他们翻不了身，他们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平家大门上的“军属光荣”匾额被砸了。事后，部队派人到李平家里移交遗物，李平的爱人哭得死去活来，两个孩子还小，只有一个亲戚在身边照顾她。在李平爱人面前，派去的人只谈具体事情，有意回避死亡性质，也没有同当地政府发生任何联系。
潘景寅的大女儿当时患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只有10岁，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朋友介绍到长春一位医生那里治病，1971年9月上旬搭顺路的飞机回北京，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曾被认为是潘景寅在“叛逃”前的一项特意安排。二女儿9岁，最小的儿子不到2岁。九一三事件后，潘景寅爱人的工作单位经北京市领导批准，于1971年10月开始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开始由7个人看管，但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起来。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又无事可做，对她的看管就有些放松。
对潘景寅的调查之所以严格，是因为他的专机师副政委、三叉戟256号机长的身份，有人说他是集团的死党。九一三事件后，据当时年仅32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专机师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充裕时间的。估计是在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觉悟高的党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起飞后迟疑不果断地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他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九一三事件是典型的大的事件。按社会地位，之大与飞机驾驶员之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又在同一架飞机上，同时在异国的土地上坠毁。在中央为事件定性的同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机组的问题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央一级的文件上。既然没有提到飞机驾驶员的问题，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必然成为一个悬念，被长时间搁置下来。
另外，机上人员没有一个生还者，到目前为止，也没听说我方从飞机的黑匣子中获取了什么材料，来证明等人与机组之间的空中有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情况。
虽然事发后，机组其他五人曾写过大量的旁证材料，证明从死者生前的言行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证明与的叛逃阴谋有联系。但他们五人当时也处在被审查处理的状态，人微言轻，他们的证言在这一重大事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1980年11月15日，在接见美国《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256号失事的原因。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注:指周宇驰等人叛逃乘坐的直升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注:指被周宇驰等人骗上直升机并胁迫其飞往国外的飞行员陈修文)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多少年来，除了机组其他五人在交代材料与旁证中说到，不幸死去的四位战友同他们一样，与集团属工作关系，纯属执行专机任务的行为之外，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那样指出机组死难者的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文字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字样。虽然事件过后，在具体问题上，在讲话方式上谁也没有把死者当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没有把死者当作正常死亡，更没有当作因公牺牲对待。
潘景寅的爱人，从这个时候起，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之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签发的《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九一三事件中，座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死亡10年之后，在的直接指示下，终于有了说法。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专机师处确定，潘景寅的家属“按师职或十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了应有的抚恤金。
另外三名死难者的证明书与潘景寅的基本一样。也是因公正常死亡，并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此后，已经远在外地多年的机组其他人及相当一部分因九一三事件受到牵连的人员的审查结论也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