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山西省运城市小麦杂交专家冯树英的杂交小麦试验田。由于缺乏资金,冯树英经常雇不起工人,只能让家人和亲戚来帮忙种地。
山西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树英介绍自己正在培育的F型杂交小麦。 本组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吕梦琦摄
“培育一堆新品种不如发一篇SCI论文。”由于农业科研的评价机制更看重论文,忽视实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导向性偏差,导致一些科研人员埋头“攒”论文、“码”期刊,与农业生产关系更直接的实用技术则被轻视,搞实用成果研究的科研人员晋升职称都很难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一问是农技站的。”现代农业发展亟须农业科技作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可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长期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科技转化倒在“最后一公里”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政策不断出台,但老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导致部门之间常常“打架”,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希望这种新旧之间的转换时间越短越好,摩擦越小越好,见效越快越好
一场降雨过后,望着黄河岸边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枣树林,43岁的刘清平不禁无奈摇头:这些十几年前曾带给他们致富希望的枣树,如今却让他们失望不已。
“打下的枣卖不出去,卖枣的钱还不够雇人打枣,种它还有什么用?今年说啥也不种了,还不如砍掉枣树种点别的。”刘清平说。
刘清平是山西省临县克虎镇人,他家里种了10多亩红枣,去年每亩收了将近400斤,但直到今年2月初,竟连一个收枣的人都没来,种的枣一斤也没卖出去。
后来有人进村收烂枣,他只能将好枣掺着烂枣一起卖了3000多斤,1斤1毛钱。“再不卖就更没办法了,枣子堆在这儿,每天都要烂一片,都烂了一大半了。”
刘清平说:“我家的红枣是传统木枣,品种比较落后,而且容易裂果,竞争力不如外地枣,不改良升级可能以后很难有好的收益,与其留在地里,还不如砍掉。”
刘清平的遭遇,是当前农业领域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正因如此,去年初,在《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创新驱动,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各项改革措施的带动下,农业科技创新不断释放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然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在农业科技转化上仍有一些“顽疾”亟待破解,有的环节还出现新的“梗阻”,制约了农业科技在推动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生物技术楼里拥挤不堪,很多仪器设备只能摆在楼道里；行政楼楼顶一些地方已经塌陷漏雨,一栋抗战时期建设的楼房已成为危房却仍在使用……这是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现状。
谈到目前的科研现状,研究所李朋波显得十分无奈,“现在科研人员普遍积极性不高,体制上的制约也让单位缺乏激发科研活力的能力。”李朋波表示,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中新品种是大头,这些年他们一共培育出了115个作物新品种,但真正能转让出去的寥寥无几。效果最好的是向日葵新品种,已占领大西北市场,但转让费也仅有几十万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发现,类似情况在农业科研中并不少见。有些耗资上百万元的农业科研项目在结题后,成果就被束之高阁,科研人员缺乏成果推广转化的动力。
深挖背后的原因,固然囿于一部分农业科研成果质量不高的现实,病灶之根更在农业科研体制长久以来存在的体制弊端。
不少农业科研人员表示,目前农业科研的评价机制导向上存在偏差,更看重论文,忽视实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导致一些科研人员埋头“攒”论文、“码”期刊,与农业生产关系更直接的实用技术则被轻视。
“培育一堆新品种不如发一篇SCI论文,那些搞实用成果研究的科研人员晋升职称都很难。我们有个副研究员花了28年时间才培育出了向日葵新品种SY809,增产效果明显,在西北地区甚至打败了美国的品种,并出口到苏丹等国家,但到现在都评不上研究员。”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农业新技术推广办公室主任王晓民说,有的人则坐在办公室里,到地里数了数苗子,数了数虫子,查一查文献,发几篇“高级别”论文,就能评上正高职称。这种评价机制,严重挫伤了实用成果研究的积极性。
王晓民提到的这位科研人员叫黄增强。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他正在苏丹推广向日葵新品种。从1985年至今,他一共培育出了11个新品种,国家审定6个,省外审定5个。尽管他培育的向日葵新品种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但在评职称时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
“现在评职称是重理论轻实践,评上研究员要求至少发表两篇SCI论文,可一个新品种培育出来只能发选育报告,基本上发不了SCI级别的论文,我现在已经死心了。”黄增强说。
由于评价机制不合理,一些农业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时只能想各种“歪点子”。一位就职于某农业大学的教授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因为评职称主要是看论文,成果推广方面的工作几乎体现不出来。
他们曾想出一个办法,团队里轮到谁评职称,大伙就一起帮他文,用“互助”的方法解决团队成员的职称问题。
“农业科研机构有三类人:坐办公室的,待实验室的,还有下农村的。现在的人才评价导向对这些下农村的人很不公平,也容易形成科研人员不下田、研究和应用两张皮的问题。”一位科研管理者感叹。
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牧草课题组去年遭遇了一件烦心事。科研项目试验田需要两台铡草机,于是课题组在春天就报了政府采购项目,可直到9月份该铡草了,机器还没到。
“两三千元的小农机也要走政府采购,程序繁琐不说,还误了农时,实在是麻烦。”该研究所所长王宏伟无奈地说。
类似的烦心事在农业科研领域并不鲜见。从事核桃育种和技术推广的李建就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年初预算做了农药费用3000元、浇地费用2000元,结果老天爷不按套路来,这一年虫害厉害,天气却涝得很,于是水费花不完,农药上的预算又不够了。“要想调整这个花销非常麻烦,需要附上厚厚一沓详细的说明,还得时时预备着审计来查。”
与其他科研领域不同,农业科研具有季节性强、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特点,因此在当前僵化死板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面前更显桎梏重重。
一位曾参与果树推广项目的科研人员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农谚有“桃三杏四梨五年”的说法,就是说果树种下去需要3～5年才能挂果,而很多项目也就三五年的时间,还来不及见到成效就要进行项目资金审计,所以很多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经费的积极性不高。
“育种也是一样,并不是匀速前行的,可能好几年都育不出一个好品种,也有可能两三年能出好几个。如果没有稳定持续的经费支持,很难让科研人员坐在‘冷板凳’上出成果。”王宏伟说,因为担心短短几年间做不出成果,很多搞育种的科研人员都是在手里有了品种之后才敢申报项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科研经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力争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政策遭遇“梗阻”难以落地,使科研人员的获得感不强。
一位农业科研机构负责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山西省在去年出台的文件中规定,科研机构用项目经费购买5万元以下的科研专用设备可以自行采购,但实际上却无法执行。“因为审计厅要求政府采购目录里的应采尽采,就是说只要纳入了目录得走统一采购流程,可财政厅的政府采购目录太全了,我们要采购物资想在上面找个没有的都找不到,所以实际上什么也自行采购不了。”
另一条“看上去很美”的政策是劳务费开支。有科研人员表示,山西省规定了项目负责人可从科研项目经费里每月开支3000元以内的劳务费,但是实际上这一规定并未落地。
农业农村部、科技部都有各自的经费管理办法,都规定了劳务费只能支付给没有工资收入的人。省里政策和部委政策有冲突,各单位不敢执行,担心不能通过部委项目的审计,而省级项目经费又太少,保证科研项目正常开展都有困难,更不可能开支劳务费。
“现在农业科技创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但原来老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导致部门之间常常‘打架’,你说东他说西,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希望这种新旧体制之间的转换时间越短越好,摩擦越小越好,见效越快越好。”山西省农科院李斌说。
在太原城南主干道龙城大街的路旁,一片面积颇大、外观靓丽的建筑群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山西农业科研“主力军”山西省农科院的所在地。
“这几年搬进了新大楼,外人看起来很气派,但是大家感觉干劲儿不如以前了。”山西省农科院一位科研管理人员说,“过去省科技进步奖都是农科院包揽,但是近两三年农科院都没有拿过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了。”
科研人员积极性下降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关。作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山西从2008年启动改革,根据改革要求,山西省农科院将原有生产经营性业务全部剥离,成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改革给农业科研人员提供了收入保障,但公益一类的体制束缚也影响了科研人员的活力和创造力。
“过去植保所的企业效益很好,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低毒农药产品就有20多个。企业效益为职工创收,还能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但是改革中企业被砍掉了,非常可惜,这几年我们的专利怎么转化成了问题。”山西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范仁俊说,“我们想找企业没企业可找,想办企业又不允许,真的没办法。”
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王娟玲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大部分领域都没问题,但在现阶段的农业领域,整体效益较差,有实力的农业企业不多,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农业科研院所依然是创新的主体。“像在山西,脱贫攻坚的任务很重,有些技术比如有机旱作技术、矿区复垦技术,花上钱推都不一定推得开,更不用说挣钱了,没有企业愿意做。”
山西省农科院办公室负责人说,原来院里有一套激励政策,比如发一篇SCI论文奖励5000元,被评为模范单位的所也有相应奖励,改革后由于预算里没有这项支出,过去的激励政策也无法再兑现。
收入较低也成为科研人员的心头痛。“同样是事业单位,公益二类的一所农业大学,我们的收入是人家的一半,其实我们并不比他们轻松、也不比他们差,这也让我们的科研人员都有一种不公平感,没有尊严。”王娟玲说。
一位从事棉花基础研究的副研究员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他现在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4600元,而和他同样博士毕业在企业工作的同学每月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差距太大。
收入过低造成了人才难留、人才难来。2017年山西省农科院招聘工作人员,仅有2名博士报考,且并非来自一流院校。
近两年,山西省农科院流失的博士已有8人,今年以来又有2人提出调离申请。“我们棉科所在过去5年流失了15名科研人员,只新招进来3个人,走的部分是硕士以上学历。”李朋波说。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离不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近年来各地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受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人员少、专业配置不合理、工作条件差等因素制约,农技推广仍然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张良村是一个纯农业村,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红薯,效益不高。村主任张金红说,近年来村民们看到邻村盖蔬菜大棚挣了钱,也想种,但种大棚是个技术活儿,啥时候下种,施多少肥,浇多少水,温度、湿度怎么控制,村民们不懂,谁也不敢尝试。
“现在的农民不掌握几门技术,搞生产就像盲人走。